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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足协主席宋凯说，从明年开始，中国足球就要“管办分离”了。
在上周的中国足球发展研讨会上，宋凯是这样说的：“明年管办分离了，联赛我不管了，明年开始，中国足协只管国家队、青训、社会足球，管办分离，明年年初开始了。
” “管办分离”这个口号的“年纪”可实在不小了。
早在1989年，中国足协提出实体化建议，希望从行政体系中分离出来；
“管办分离”这四个字首次被正式提出，是在2004年，当时7家中超俱乐部组成的“G7联盟”，批评联赛“管办不分”，并促成了中超公司在2005年成立。
2015年，《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》出台，这一年足球改革的关键词是“管办分离”，足协与体育总局正式脱钩。
而在九年后的今天，这个口号再次被抛到前台，主要体现在足协和联赛的关系上。
一直以来，中国足协和中超等各级联赛，实质上有点像老子和儿子的关系，儿子怎么成长和发展，自己说了不算，老子说了算。
但老子拍脑门想出的举措，是否真对儿子的发展有利，这真不好说。
就像很多中国家长嘴上一句“为你好”，实际却干出了伤害孩子的效果。
举个例子。
前些年足协推出的联赛U23新政，强行规定球队出场名单里必须有两名23岁以下球员，其中一个必须是首发。
这就是典型高高在上的家长式思维：中国年轻球员缺少锻炼，那就下命令让他们多上场嘛。
这种拔苗助长，严重违反了运动规律。
你别看人家英格兰的鲁尼16岁就在英超冒头了，那是因为他确实有这个能力，真的好用；
而中国的U23政策，是年轻人没能力，靠行政手段硬拔上来、硬派上场。
政策一推行出来，立刻跑偏了。
首发的年轻球员踢了一分钟就被换下、最后补时再换上另一个年轻人踢几十秒凑数，这成为那几年联赛的一大搞笑景观。
不但没锻炼出年轻人，还对他们的信心与自尊是一种打击和羞辱，联赛的质量和声誉也备受打击。
更可怕的是，不按规律办事的行政式命令，对运动本身是最大的干扰、拖累和伤害。
足协说什么，联赛俱乐部只能听着，只能执行。
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碾压，很容易导致一旦做出灾难性决策时，无人能刹车拦阻。
再举个例子。
前任陈戌源推行的俱乐部中性化改名运动，初衷是让联赛健康发展，但却忽视了中国足球的实际情况。
砍掉俱乐部冠名权，等于砍掉了投资者最大的广告效应和投资动力，结局是大批球队失去了最大收入源头，活不下去纷纷倒闭关张。
这又是典型的行政命令式管理。
为了改而改，一刀切，一声令下，马上就要见效果，也不管条件和时机是否成熟。
在这方面，中国足球一次又一次的教育了这个国家的一些人：一些规律性的东西，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，更不是行政命令就能驱使得动的。
你以为开几个会、宣布几个政策，就能好起来了？
不行就是不行，要是靠行政命令能行，那中国足球早行了。
正是基于这个认识，足球界一直在喊“管办分离”。
足协放手放权，不要管得太多太死，联赛的发展由参与者——也就是各俱乐部自己商量着来，让市场和行业跳出行政的束缚，更多按行业规律办事。
但为什么直到今天，“管办分离”都没搞成呢？
因为权力和利益实在太香，想让手握权力者自觉自愿放权放利，这可能吗？
关键在于缺少了三样东西的约束，这三样东西叫做：法律框架、经济分隔、外界监督。
其一，在法律框架规定的地位上，足协和联赛本应是各自独立的法人主体，权责清晰，各有分工，关键是地位对等。
比如英足总和英超联盟，前者的职责是“管”，负责搭起框架、制定规则、做好监督，后者的职责是“办”，是独立于前者，自行运作、自负盈亏的商业实体。
两者没有谁管谁的关系，而是地位平等的，平时各有一摊事，需要合作时商量着来，这些都是通过法律框架和独立法人地位实现的。
而在中国足球界，之前的中超公司只相当于足协下属的一个机构，是上下级的关系，联赛怎么搞，中超公司和俱乐部自己说了不算，这也就是管办不分。
如今当宋凯说出“管办分离”时，一个可喜的迹象是，同步的机构剥离正在进行，筹备组建中的中足联，是对标英超联盟的组织，它与中国足协将是平级关系，既分工又合作，所谓“一个足球分两半”进行管理。
从这一新变化看，中国足球在联赛管理运营的机构分离上，也许有望迈出第一步，至于能否真正坚持下去，做到权责分明，互不干涉，还有待观望。
其二，在经济上，中超联赛涉及的利益巨大，之前是足协最大的资金流入渠道之一，堪称一块肥肉。
众所周知，但凡有利益在，手握权力者就很难真正自愿放手。
有效的办法是在经济上两相隔离。
看看日本的例子：日本足协的经费来自体育厅，J联赛不从政府行业协会拿任何经费，而J联赛自己挣到的钱，也不会给日本足协分成。
减少利益纠缠，分界线和权责也相对容易划清。
其三是外界监督，也就是接受媒体、公众和第三方的监督。
在舆论忍耐度方面，必须说中国足球是情况相对比较好的行业，至少骂中国足球是安全无风险的，所以男女老幼看球不看球的都乐于来踩一脚。
换一个行业，换一个部门，你像骂足球那样骂两句试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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